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1年）的科举殿试结束后，一群即将飞黄腾达的准官员们正在汴京最繁华的酒楼中举杯庆贺。但也就在这欣喜若狂之余，突然一名官府小吏驰马而来，向上座中一名看似文雅的男子耳语几句后，此人随即脸色大变，拍案怒吼：“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

“卫子”，宋代口语中指驴。这位骂街的举子名叫杨寘（zhì），在此之前他已经连中解元和会元，因其兄是当朝宰相晏殊的乘龙快婿，所以通过内部渠道提前得知了名次：位列第四。想着连中三元的梦想破灭，但在放榜当天杨寘意外地发现自己高居榜首，第四名则换成了王安石。

原来在殿试结束后，先由科考委员会研究议定排出名次，由宰相和枢密使传阅，签署意见，最后由皇帝定夺。这次考官大佬们本来一致圈定王安石为第一，交由皇帝做最终裁夺时，却出了一个小插曲：因为王安石的答卷中用了“孺子其朋”的典故，惹得仁宗皇帝颇为不满。

“孺子其朋”取自周公对周成王说的一句话：你这个孩子啊，以后要和大臣们打成一片，像朋友一样和谐相处。这句话属于长辈对晚辈的教诲，当时的王安石才22岁，却用这么老成的语气教育年长于自己的皇帝，惹得宋仁宗宝宝非常不爽，所以王安石到手的状元郎就这么飞走了。

第二名王珪与第三名韩绛都是朝廷在职官员，按惯例不能录取为状元，结果第四名杨寘拣了个大便宜连中三元。而王安石只能“荣登”进士甲榜第四名，痛失状元。但王安石的反应是这样的：“荆公生平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默记》。意思是说，王安石这辈子都没提过自己曾考中状元这回事。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王安石从年少时起就想要做一个圣贤，目标可比当一个状元要远大得多。在整整一年前，公元1021年冬，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出生在江西临川官府大院（今抚州）。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也是进士出身，且父子俩都是22岁进士及第，母亲同是知识女性。一大家子博学多才，可谓书香门第。但就这么有学问的人家却给王安石取小名——獾郎，据说是因为王安石出生时有獾跑过……可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小獾郎将来能位极人臣，权倾天下。

年少时，他读万卷书，跟随父亲行万里路，接触各阶层人士。阅尽千帆，目睹了底层民众的痛苦生活后，便立下“矫世变俗”之志。进士及第那年，王安石被授淮南节度判官，当任期满了以后，本可以进京大展宏图，但他偏偏不走寻常路，非要扎根基层，自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地方官经历。

因为政绩太过优异，这些政坛大佬们纷纷向朝廷举荐王安石到京城任职，但都被其一一谢绝。当舒州期满后，朝廷干脆强行抢人，让王安石到集贤院做校理（皇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不仅免考，还破例给他提高官阶，享受更高月薪年薪，年底双薪。

可王安石居然连上四道辞呈，坚决拒绝：“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直到文坛前辈欧阳修亲自出马，邀请王安石，一来二去，这才勉为其难，走马上任。其实王安石不愿去京城做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务实，他知道只有在地方上才能更好地体察民情。

比如在鄞县（今宁波），王安石亲自下基层调研，曾在12天内走遍全县14个乡镇，跋山涉水，行程数百里。通过调研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减赋税，兴水利，这些都能为自己后来的大变法提供要点。鄞县任职期满，王安石回家探亲路过杭州，写下了气势恢宏的《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不难看出，虽然身在基层，但当时的王安石早已是心怀天下。而且他曾经向皇帝上奏过一封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但仁宗对其中的改革建议并不感兴趣，直到神宗登基，王安石知道大宋王朝的“王安石时间”到了。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当宋神宗看到财政部给的报告“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时触目惊心。他万分火急的召唤来王安石，俩人一拍即合，君臣联袂。一个年轻力壮有决心，一个人到中年有方案，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次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了这一刻，他已积聚了二十多年的力量，他对除旧布新的新政充满信心。同时新年来了，万象更新，在一片喜庆祥和中王安石写下：“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但是变法之路又谈何容易，历朝历代变法无不流血牺牲。不知道写下这首诗时，他是否预料过自己的变法，将会遭遇怎样的阻力与斗争，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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