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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动妇女节

联合国设立的节日

国际劳动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简写IWD)全称“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联合国女权和国际和平日”(United Nations women's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day)，在中国又称“国际妇女节”、“三八节”和“三八妇女节”。[1]是在每年的3月8日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国际妇女节是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庆祝的节日。

这一天，妇女们作出的成就得到肯定，无论她们的国籍、民族、语言、文化、经济状况和政治立场如何。从那以后，国际妇女节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妇女节日，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来说都具有新的意义。日益发展壮大的国际妇女运动，通过联合国四次妇女问题全球会议得以加强。在其推动下，纪念活动已成为一个号角，号召协力争取妇女权利和妇女对政治经济事务的参与。

中文名：国际劳动妇女节

历史发展

节日起源

在联合国介绍国际妇女节的网页上，把“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起源归因于20世纪初期一系列的妇女运动大事，这些事件包括：

1909年，美国社会党人将2月28日定为全国妇女日；1910年，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会议上以克拉拉·蔡特金为首的来自17个国家的100余名妇女代表筹划设立国际妇女节，但未规定确切的日期；1911年3月19日，奥地利、丹麦、德国和瑞士等国有超过100万妇女集会庆祝国际妇女节；1913年2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俄罗斯妇女以示威游行的方式庆祝了她们的国际妇女节；1914年3月8日，欧洲多国妇女举行反战示威游行；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为纪念在一战中丧生的近200万俄罗斯妇女，俄罗斯妇女举行罢工，拉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4天后，沙皇被迫退位，临时政府宣布赋予妇女选举权。

20世纪初这一系列发生在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共同促成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

节日发展

铆钉女工，欧洲女性运动的标志性之一

设立国际妇女节的想法是最先产生于20世纪初，当时西方各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经济扩张阶段。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使得各类抗议和罢工活动此起彼伏。1908年5月，正值美国社会党在芝加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左翼女权活动家们借机在报纸上掀起性别平等大讨论，号召女工们到会场外抗议，要求社会主义党成立全国妇女委员会，专门负责女性运动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尽管多数男性党代表对此极为不屑，但最后迫于压力，还是采纳了这一提案。

首次庆祝妇女节是在1909年2月28日——美国社会主义党全国妇女委员会成立后，决定自1909年起，将每年二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定为“全国妇女节”，专门用于组织大型集会和游行。之所以要定在星期天，是要避免女工为了参加活动而请假，给她们造成额外的经济负担。

其中尤以1910年2月27日的全美妇女节场面盛大，吸引了不少欧洲国家的妇女代表赴美观摩取经，也成为1910年哥本哈根大会“国际妇女节”动议的灵感来源。尽管美国的妇女选举权运动此后节节胜利，但社会主义党内的女权人士则很快遭到党内同侪的排挤。1914年社会主义党全代会决议停止对全国妇女委员会的拨款，委员会就此解散，而失去了组织者的“全国妇女节”也迅速遭人遗忘。

1910年8月26日-27日，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前夕，克拉拉·蔡特金以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身份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全世界被剥削工人的国际团结早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原则。这次代表会议有17个国家的100多名代表参加，代表了工会、社会主义政党、职业女性俱乐部，还包括第一次当选为芬兰议会议员的3位妇女。受到美国女工及其社会主义姐妹们行动的激励，克拉拉·蔡特金起草了一份《关于争取妇女选举权基本原则的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规定，“各国无产阶级有阶级觉悟的政治组织和工会一致同意：各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要有一个节日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妇女获得选举权，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并连同整个妇女问题一起对待妇女的选举权要求。妇女节必须具有国际性和认真地筹备。”

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并没有一个单独的关于确立国际妇女节的决议，更没有规定哪一天是妇女节。由于哥本哈根妇女代表会议没有规定国际妇女节的具体日期。所以，1922年之前庆祝这个节日的活动随机性较强。

1911年3月19日，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妇女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德国各地举行了争取选举权的集会，仅柏林一地就有5000多名男女工人参加。丹麦、奥地利、瑞士等国的妇女也都举行了集会和游行。总共超过一百万人举行各种活动庆祝国际妇女节。

6天之后的3月25日，纽约发生了著名的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火灾吞噬了140多名制衣女工的生命，这其中大多数是意大利和犹太移民。而恶劣的工作条件被认为是导致如此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这场火灾后来还对美国的劳工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2-1915年间，每逢3月19日这天，蔡特金都在国际妇女书记处的机关刊物—《平等报》上发表文章，纪念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为纪念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和劳动妇女反对政府军偷袭蒙马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大炮阵地而举行的起义。这一起义导致巴黎公社的诞生。

德国国际妇女节海报

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后来还证明是俄国革命的前奏。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期间，彼得格勒女工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于3月8日（俄历2月23日）举行庆祝国际妇女节的示威游行，要求得到“面包与和平”，参加了有9万男女工人进行的罢工。后来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布尔什维克的女权活动家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Alexandra Mihalovna Kollontai）说服列宁将3月8日设为法定假日。苏联时期，每年都会在这天纪念“英雄的妇女工作者”。

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以后，由于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被反动派杀害，因此，1919-1921年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都选在3月5日这一天。这天是卢森堡的生日。列宁于1920年和1921年发表的《迎接国际妇女节》和《国际劳动妇女节》两篇纪念文章，都是在3月4日写的。

1921年9月9—15日，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28个国家的82名代表出席会议。会上，保加利亚的女共产党人建议，为了纪念俄国女工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的英勇斗争，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第二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通过决议将3月8日这天定为国际妇女节。

此后，各国无产阶级妇女每年在这天都以不同形式来庆祝自己的节日，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其目的不仅仅是争取妇女选举权了。从1922年开始，苏联《真理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在3月都开辟专栏，介绍国际妇女节和各国无产阶级妇女的斗争以及生活和工作情况。

近代变迁

中国首度公开、正式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是在1924年3月的广州，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从1924年中国人第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以来，该节日己经成为了国共两党领导中国妇运的重要场域。“三八”国际妇女节代表革命传统及其作为中国百年妇运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开始关注到妇女问题，在中共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这一后来以一贯之的妇女运动指导方针。随后，向警予出任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在随后的几年里，她多次在上海领导女工斗争，仅1922年一年间就在上海的六十间丝厂、三万名女工中先后发动十八次罢工。但是当 时中共内部妇女力量薄弱，1922年6月时只有女党员4名，到1923年6月时也不过13人。建立广泛的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需求迫在眉睫，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就提出“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这些口号之外，还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就在中共二大召开的这一年，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改进会议，再次改组国民党，在新修订的党纲与总章里规定设立“妇女委员会”，以“调查国内外妇女状况，并研究国内妇女问题之解决方法”。1924年初的广州，妇女就学就业的机会很少。据统计，全市女老师、女医务人员只有200多人，女学生也不过6000多人。国共实现合作后，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靠近港澳的广州妇女开始接受国际妇女革命运动的影响。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提出了“妇女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获大会通过，促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政纲中明确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从而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何香凝作为中国国民党早期最重要的妇女运动领袖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时期，作为国民党中央的一个党务部门，国民党的妇女部同样关注“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唯一生路”，将妇女解放与国家救亡紧密相连；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妇女工作有着基本的共识。

当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后，遵照两党的决议，女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各级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向警予、蔡畅、邓颖超、杨之华等中共早期妇女工作领袖都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和沪、粤等地的地方党部妇女部担任领导职务。

1924年，广州对于“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不仅成为中国首次公开的“三八”节纪念活动，也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重要场域，“国际妇女节因而也成为广大妇女教育、检阅自己力量和加强团结的盛大节日。”

同年2月下旬，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部会议上，何香凝提议在广州举行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由中央妇女部负责出面发起集会和游行示威，会后何香凝承担了纪念活动的筹备事宜。3月3日，广州执信学校作了题为“国际妇女节之性质”的专题讲演，介绍妇女节的历史与意义，这个演说可以说是中国的政党首次向中国大众介绍“国际妇女节”这一概念。

3月4日，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以部长曾醒名义发出通告，呼吁广州地区各妇女团体于3月8日举行游行示威，响应全世界妇女的“大团结示威运动”，并派代表参加3月5日下午在执信女校召开的筹备会议。翌日下午2时，广州各界妇女代表数百人在执信女校大礼堂举行筹备动员会，推举何香凝为会议主席。何香凝发言，3月8日广州妇女的游行示威将是中国第一次组织的“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意义十分重大。与会代表热烈鼓掌，并纷纷对组织好这一活动建言献策。会议最后决定：

1．3月7日派出12人乘坐汽车在广州市内主要街道分发有关妇女问题的传单，以唤起市民的注意和动员各界妇女参加大会和游行；

2．3月8日上午11时在第一公园举行示威大会，请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市教育局通知省立、市立各校学生全体参加；

3．会后在市内马路举行巡游，并准备汽车队演讲队随同出发，请市公安局派军警保护；

4．确定各种旗帜标语，如“解放中国殖民地之地位”、“解放妇女所受资本制度的压迫”、“要求妇女劳动权、平等教育权、平等工价钱、女子参政权及一切妇女应得之权”等。

《广州民国日报》为广州纪念“三八”节活动呐喊助威。3月5日该报发表《庆祝国际妇女日》一文，详细介绍“国际妇女日”的历史及德、英、奥和苏俄等国庆祝“三八”节活动情况。3月6日又发表题为《妇女日》的时评，指出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受制于“男权”，“几不自当为人”，强调国民党中央提议举行“三八”妇女日活动，目的是提高妇女的觉悟，革除陋习，进而谋求妇女的“觉悟”、“独立”。3月7日，该报又刊登《国际妇女日之运动》，通告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的“三八”纪念活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巡游路线，向广大妇女发出了动员令。

1924年3月8日上午，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在广州举行，位于市中心的第一公园内的音乐亭搭起了临时舞台，“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横幅悬挂正上方。会场四周也张贴了“妇女要求劳动权”等标语。10时左右，执信学校、高师学校、法政学校、市政学校、女子职业传习所、保姆学校、图强学校等30多所学校学生、各界妇女约2000多人参加。11时大会正式开始，由广州工读学校校长沈慧莲主持。之后何香凝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讲，介绍了“三八”妇女节的由来及纪念它的意义，痛述了广大妇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鼓励妇女坚决地走“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和妇女自求解放的道路。”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和口号。廖仲恺也前来助兴，并发表《国际妇女日的性质》的演说。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也应邀参加并讲话，支持妇女群众运动。与会妇女群情激昂，“打倒外国帝国主义”、“排除纳妾和一夫多妻”等嘹亮口号此起彼伏。

庆祝大会结束后，何香凝、曾醒与巡行总指挥沈慧莲、总务长唐允恭、纠察员廖冰筠等人一起，带着与会妇女从第一公园出发，徒步上街游行，按照预定路线途经吉祥路、越华路省长公署、广仁路省财政厅、永汉北路，从天字码头转入珠江长堤、太平南路、一德路、维新路，最后回到第一公园解散。一路上，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保护童工孕妇”、“废除娼妓制度”等口号。“第一次将中国妇女的要求全面提出来了。”何香凝还组织10余人散发会议口号和传单，派出27个演讲队，分赴工厂、剧院等处演讲，宣传会议精神，启发妇女群众觉悟。许多看热闹的妇女站在街道两旁，也附和高呼口号，有的还加入了游行队伍。不少女学生还分乘十几辆插上各种旗帜的汽车，到市内其它街道演讲，散发传单，宣传纪念“三八”节和谋求妇女解放的意义。以此为契机，广东妇女运动逐渐开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妇女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参加了斗争。将争取女权融入争取民权的时代洪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的历史之序幕。”

国共两党的妇女部在1924年2月末、3月初围绕“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的一系列活动，首开国人庆祝国际妇女节的先例。这一年还是“除广州外，别处的女界，不曾听到对于这国际劳动妇女节有怎样的举动。”但此后，“三八”国际妇女节在中国各地、各妇女团体间迅速传播，每年的庆祝活动不断。

192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各地妇女代表齐集北平，为抗议段祺瑞政府视女性为非国民的荒唐选举权规定而举行示威游行。1926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尤其是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的劳动妇女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运动”。在杨之华的回忆中，这一年的纪念活动不仅在京沪穗这样的大城市声势浩大，甚至深入到梅州、梧州、宜宾、保定、酉矍陵、平江这样的中小城市。

1927年3月8日，武汉更是空前的热闹——10万（也有说20万人）妇女大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共产党员黄定慧（当时叫黄慕兰，是中共武汉妇女部部长）20世纪90年代在口述回忆中称：“1927年，我被任命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活动的筹备主任…3月8日那天，十万多名妇女在城市中央广场集合，我们先开了个会，国共两党中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来了，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也来了。我是会议的主席，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莫大荣誉。这件事使得许多人至今仍记得我。讲话后，会议结束了，然后十万多名妇女行进到嘉宾所在的看台，再继续向市中心游行。”

虽然之后不久，国共第一次合作就失败了，但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重要的教育、动员场域这一传统，却在国共两党的妇女工作中都得到了保持。1932年在瑞金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群众纪念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检阅了苏区的妇女赤卫队”。陕甘宁边区建立后，每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不仅有常规的庆祝活动，中共中央还会有针对性地提前发布文件、指示，比如1938年的《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部的指示》，1941年《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1943年《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的决定》等。三八”节和围绕节日的庆祝、纪念活动，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年一度发布妇女工作政策、建立妇女工作统一战线、动员基层妇女参与妇运的重要抓手；这一传统在新中国时期也得到了很好地继承。

而在国民党方面，“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动员妇女的重要公共活动空间这一功能，也并未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消解。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对于群众妇女运动采取了紧缩政策，但无论是在“新生活运动”中，还是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三八”国际妇女节都不仅是个重要的节日，还是响亮的战斗号角。而民间的妇女组织，更是利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得天独厚的机会，以各种形式发动妇女参与妇运。比如193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南京各界妇女集会，并向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政府规定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代表名额，这一活动间接促成了1936年国大选举成功产生妇女代表，这是近代中国妇女参政运动迈出的重要一步。

抗战爆发前，“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更是成为了中国各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要场域。女作家谢冰莹曾经写过“多难的‘三八”’一文，纪念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她和她的朋友们自费创办《妇女之光》杂志，投身抗战，并计划在3月8日举行示威游行，结果却在妇女节当天遭到巡捕查禁的遭遇。1936年的“三八”节，虽然当时政府已下令禁止集会游行，但北平、上海等地仍都举行了盛大的示威运动，中国共产党更是组织各界妇女2000多人举行了纪念大会，提出“妇女界团结起来”等口号，会后并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这是日后全民抗战中妇女运动的先声。而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重庆、延安、西安、成都，还是孤岛上海，每年“三八”国际妇女节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以1940年为例，“不但重庆、成都、金华、昆明、桂林、贵州……等大城市里热烈的举行纪念‘三八’大会，有千万人行列的游行，发行特刊……在各处偏僻的乡镇也都举行了纪念‘三八’。为了争取全民抗战的胜利，在这一年的‘三八’各地妇女一致地提出了要‘实行宪政’、‘反汪肃奸’及‘全国妇女大团结’的口号”。“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国共两党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场域，这一点是值得重视的；而中国的“三八”纪念活动背后的革命性、斗争性也是值得铭记的。1946年抗战一结束，当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演变成国共两党争夺对于中国妇女运动话语权与领导权的舞台。

1949年以后，《人民日报》每年发表“三八”国际妇女节社论，该社论成为了“由全国妇联主持的代表国家行为的‘三八’节大型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自大革命以来，以“三八”国际妇女节为重要载体开展妇女工作的传统在新中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195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北京、上海都组织了妇女抗议美国武装占领日本的示威游行，上海据称是10万人大游行，这两场大游行分别登上了《新中国妇女》第19，21两期的封面。“这两个大规模妇女集会是两地妇联建国后组织的首次重大妇女集会。这样的活动显示的不仅是中国妇女的爱国主义，预设的观众也并非仅是美帝国主义。组织者和参与者都会明白，作为单一性别的妇女示威活动，她们显示的是新中国妇女的威力，观众可以包括所有依然歧视妇女的中国男女。”即便在新中国，对于妇联这样的官方妇女领导机构而言，借助“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具有鲜明性别属性的节日的活动来展示“新中国妇女”这一集体政治主体，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过在民众中，节日的政治色彩逐渐减弱而演变成类似西方的母亲节和情人节之类向女性表达尊敬和爱意的机会。至今，这天仍是俄罗斯的法定假日，男性会赠送礼物给妇女以祝贺她们的节日。

在西方国家，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正常举行，但后来一度中断。直到19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才又逐渐恢复。

而1960年以来对“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的评选与表彰活动，更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女劳模”为象征的“新中国妇女”形象赋予了更明确的性别属性。“三八红旗手（集体）”的评比活动始于1960年1月29日《人民日报》提出的评比标准。同年2月15日的《人民日报》通知中进一步指出该评比活动的意义在于，“全国妇女一定要人人树雄心，个个立大志，争取成为红、勤、巧、俭的社会主义劳动妇女，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家建设计划，为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3月5日，由全国妇联等9个团体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表彰和鼓励一万个（实际是10002个）“三八红旗手”（6305名）和“三八红旗集体”（3697个）的广播大会在北京举行。现 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这个广播表彰大会之盛况空前，“从边疆到内地，从沿海到山区，我们辽阔广大的祖国就是广播大会的会场。参加大会的有一亿二千万以上的各族各行各业的妇女。”

虽然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全国妇联业务工作在文革期间基本停止，《人民日报》从1967年开始不再发表“三八”社论。但以康克清、邓颖超为首的中国的妇女工作领袖们的努力，使这一传统在1973年得以恢复，这与中共中央重建妇女组织、再度重视妇女工作的进程完全契合。1978年3月4日，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各界妇女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座谈会，在文革期间中断的“三八红旗手（集体）”的评选活动在1979年得以恢复——使得1924年以来，“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重要场域的传统得以继续。



妇女顶起半边天

联合国从1975年国际妇女年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确认普通妇女争取平等参与社会的传统。

1977年，联大正式决定把3月8日作为“联合国妇女权益日和国际和平日”。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请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历史和民族传统习俗，选定一年中的某一天宣布为联合国妇女权利和世界和平日。联合国的倡议为实现男女平等建立了国家法律框架，并且提高了公众对于迫切需要在各个方面提高妇女地位的认识。

法定假日

1949年12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每年的3月8日为妇女节。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国务院令第270号）第三条规定：妇女节（3月8日）属于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妇女放假半天。

联合国从1975年国际妇女年开始，每年于3月8日举办活动庆祝国际妇女节，“三八”国际妇女节已经成为了联合国的纪念日。有些人佩戴紫色的丝带来庆祝这一天。

在阿富汗、安哥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古巴、格鲁吉亚、几内亚比绍、厄立特里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达加斯加、摩尔多瓦、蒙古、尼泊尔、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干达、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和赞比亚等等国家，这一天是法定假日。

在一些国家，如喀麦隆、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和智利，这一天不是公共假日，但仍被广泛庆祝。在这一天，男人们通常会给他们生活中的女性——朋友、母亲、妻子、女朋友、女儿、同事等等——鲜花和小礼物。在一些国家（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它也被视为相当于母亲节，孩子们也会给他们的母亲和祖母送小礼物。在俄罗斯，这一天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政治背景，只是一个尊重女性的日子。

2004年，捷克议会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提议下，将国际妇女节重新确立为官方的“重要日子”。

在亚美尼亚，苏联解体后国际妇女节被废弃，代替的是国家假日4月7日“美和母性”的正式节日。然而，人们仍然在3月8日保持对国际妇女节的庆祝。在亚美尼亚举行专题公开讨论导致了承认所谓的“女性月”，即两个“妇女日”3月8日和4月7日之间的时期。

在意大利，为了庆祝这一天，男人送给女人黄色的含羞草。黄色含羞草和巧克力也是3月8日在俄罗斯和阿尔巴尼亚最常见的礼物之一。

在许多国家，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哥伦比亚、爱沙尼亚、匈牙利、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马其顿、摩尔多瓦、黑山、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巴西、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俄罗斯等等国家，仍盛行送花给妇女的习俗。女性有时也会从雇主那里得到礼物。中小学生也经常给女老师带礼物。

在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妇女团体通常在3月8日晚举行“女性专用”晚宴和聚会庆祝节日。

在巴基斯坦，正式和非正式部门工作的妇女们每年庆祝国际妇女节，以纪念她们在面临许多文化和宗教限制的情况下为争取应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一些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妇女利用国际妇女节来推动妇女权利运动。例如，在波兰，每一次国际妇女节都会在主要城市举行大型女权主义游行。

活动宗旨



妇女节网图

每逢“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各国妇女组织和女权活动家努力推动妇女权利进入国家、区域和国际人权领域的重要议程，提示国际或国家关于对妇女议题的性别盲点。她们鼓励和组织妇女们分享个人的经历，讨论色情文化、托儿所、性骚扰、强奸、家庭暴力（如殴打妻子、虐待儿童）等问题，督促一些重要的政府网站反映妇女生活与工作状况的调查与报告文件，采取制定相关政策。

世界各大州妇女标志

在中国，“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展开“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等评选活动，表彰中国妇女做出的业绩。评选标准包括：1.思想红，干劲足；2.在工农业生产上、在集体生活福利及社会服务事业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3.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刻苦学习和钻研科学的；4.善于团结群众发挥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的。凡是具备上述条件或条件之一的，并在完成生产或工作计划方而作出突出成绩的，都可称为全国妇女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或先进集体厂。

文化上国际妇女节是妇女创造历史的见证，妇女为争取与男性平等所走的斗争道路十分漫长。古希腊的莉西斯特拉塔就领导了妇女斗争来阻止战争；法国革命时期，巴黎妇女高呼“自由，平等，友爱”，走上凡尔赛的街头争取选举权。

3.8国际妇女节是全世界妇女的节日。这个日子是联合国承认的，同时也被很多国家确定为法定假日。来自五湖四海的妇女们，尽管被不同的国界、种族、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所区分，但在这一天能够同时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让人们再回首那九十年前的为得到平等、公正、和平以及发展所做出的斗争。

政治上

西方女权主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19世纪下半叶出现第一代，和欧洲工业革命同步。最初的诉求是妇女在受教育和立法上应当平等，在经济上与男性平等。她们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诉求妇女的解放。中国19世纪20-40年代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受到的女权主义影响，主要是属于这一代的。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主要是一些实践活动，像克拉拉·蔡特金领导的妇女同工同酬的运动，和“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

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全世界劳动妇女团结战斗的光辉节日。在这一天，世界各大洲的妇女，不分国籍、种族、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差异，共同关注妇女的人权。近现代以来，联合国的四次全球性会议加强了国际妇女运动，随着国际妇女运动的成长，妇女节取得了全球性的意义。这些进展使国际妇女节成为团结一致、协调努力要求归还妇女权利和妇女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权利的日子。

思想上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它是全世界的妇女组织所庆祝的重大节日。关于妇女节的这个想法早在20世纪就被提出来了，但是直到1908年才在美国举行了第一个妇女节。1911年，第一个国际妇女节在德国、奥地利、丹麦和欧洲其它一些国家举行。从那时起，这个日子在许多国家被作为全国性假日来庆祝。它标志着女性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就。各国的妇女们都庆祝这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它代表了公平、公正、和平与发展。

在一些地方（比如俄罗斯、中国），这个节日已经失去了政治意味，成为了简单的男人表达对女性的爱意的时刻，类似于母亲节与情人节的混合。然而在其它一些区域，联合国指定的政治和人权主题对全世界妇女的斗争有着强烈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并以充满希望的方式提出和审查。

中国影响

文化上

“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个全世界妇女的节日，到21世纪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从1924年中国人第一次庆祝这一节日，至2015年已有90个年头；从1960年中国第一批万名（个）“三八红旗手（集体）”诞生，这个光荣称号也已经年过半百。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妇女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纪念这一节日：北伐路上的游行、抗战街头的募款、内战时的示威、阮玲玉的自杀、丁玲的随笔，等等；“三八”国际妇女节这百年的历史，与中国的妇女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中国妇女运动的特殊公共文化空间。

政治上

中国广州各界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为中国妇女争得了第一次庆祝自己节日的权利，而且体现了革命妇女力量的大联合，成为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结成妇女统一战线的标志。”“为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

思想上

与其它节日——诸如国庆节、植树节、圣诞节等不同，“三八”国际妇女节有其鲜明的性别属性——它是妇女专属的节日。以“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活动为主题的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正是中国妇女在20世纪以来形成新的“社会性别”认同的最重要的场域之一。

代表人物

国际代表

国际妇女节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克拉拉·蔡特金克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7.5－1933.6.20），原名克拉拉·艾斯纳，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灵魂人物。

1921年9月9—15日，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28个国家的82名代表出席会议。会上，保加利亚的女共产党人建议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第二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通过决议将3月8日这天定为国际妇女节。

中国代表

中国第一次庆祝妇女节活动的发起者



何香凝

何香凝（1878.06.27-1972.09.1），中国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著名政治活动家、画家、女权运动的先驱、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4年2月下旬，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部会议上，何香凝提议在广州举行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由中央妇女部负责出面发起集会和游行示威。3月8日上午，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在广州举行。以此为契机，广东妇女运动逐渐开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洪流中。

新中国首届全国三八红旗手的杰出代表



金学曙

金学曙（1922.01.23-2014.03.17），新中国第一代西医，同时兼修中医，是新中国首届全国三八红旗手的杰出代表，被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誉为“新时代的杰出女性”。1949年，时任上海虹桥疗养院医生的金学曙参与了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帮助张澜和罗隆基成功销毁了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机密文件和资料，避免了重要文件落入国民党当局手中而给新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上海解放后，金学曙还积极参加妇女届的劳军活动。新中国一成立，她即从上海来到北京，投入到新中国和人民日报社的建设事业中。1986年，金学曙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授予杰出新闻工作者终身成就奖。

节日轶事

玫瑰

面包加玫瑰

美国堪萨斯州罗伦斯市的纺织女工罢工打出的标语就有“我们也要面包加玫瑰”。这表明她们不仅要求温饱，而且要过像样人的生活。受其影响，诗人詹姆士·奥朋汉（James Oppenheim）写了《面包加玫瑰》之歌：

当我们前进，前进在美好的时光

在成千上万个昏暗的厨房和灰蒙蒙的厂房里

我们感受到突然照射进来的和煦阳光

为了要人民听到我们的歌声

面包加玫瑰，面包加玫瑰

当我们前进，前进，我们带来更美好的阳光

妇女的觉醒意味着一个族群的崛起

在别人休息的时候

不再有苦工和临时工在辛苦劳动

我们要分享生命的荣光

面包加玫瑰，面包加玫瑰

曾遭取缔

1932名苏联海报强调妇女从二等公民身份解放

从1911年欧洲超过100万人举行各种活动庆祝国际妇女节以来，国际妇女节已经走过近100年的历史。就如同女性为争取自己权利所做的斗争一样，妇女节也曾遭到抵制。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希特勒就曾禁止庆祝妇女节。

1933年6月20日，蔡特金在莫斯科病逝，早已对蔡特金的女权主义深恶痛绝的希特勒上台后，马上禁止在德国庆祝妇女节，并取消了妇女的选举权。在党代会上，希特勒曾说：“党的任何基层组织中，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职位，也不能让女人担任……我敢说，99%的讨论议题都是男人的事务，女人是没这份儿判断力的。”接着，他又说：“德意志妇女总的来说还是想做妻子和母亲。她们并不想当同志，而那些赤色的为人民造福者却试图使自己和她们都相信这一点。她们并不盼望去工厂当工人，并不盼望担任公职或者做议员，而是更愿意有一个舒适的家、一个可爱的男人，还有一群幸福的孩子。”宣传部长戈培尔则心照不宣地对外宣布：“议会民主的阴谋诡计左右了德国政治，我们让妇女远远避开，不是因为我们不尊重妇女，而是因为我们太尊重她们了！”

不过，这也引来一些纳粹女性的不满。为了拉拢妇女，纳粹党调整策略，宣扬“男人是生活的组织者，女人是他的帮手和执行者”。在取消妇女节的同时，设立了母亲节。母亲节也是希特勒为纪念自己母亲想出来的点子。他想用母亲节鼓励年轻女子生产报国。计划出来后，得到纳粹党上下的大力支持。希特勒随后公布，所有德国男人和孩子，必须在母亲节那天，给母亲和妻子赠送鲜花和夹心巧克力作为赞赏、包容和爱的象征。他还选出一些诗句献给德国妇女。

1936年，纳粹党出版的《国家社会主义启蒙》一书还说：“德意志女人如葡萄美酒。爱她们，大地将鲜花盛开。德意志女人如家庭里的阳光。她们应该保持体面，不与异族嬉戏。我们的民族应该保持纯洁，这是元首的崇高目标。”纳粹还十分强调“种族纯洁”。希姆莱曾推行一个被称为“生命之源”的北欧-日耳曼人种养育计划。希特勒还特意喊出口号：“产房是德国妇女的战场，饭勺是她们的武器。”1943年，纳粹还曾计划采取所谓大众生育计划，所有妇女在35岁以前都必须与纯种德意志男性至少生4个孩子，达到这个数字后，做丈夫的就有义务随时准备将她另派“它用”。

消费主义

在这一天，来自不同民族，年龄也不尽相同的各个城市街头的男性，为女性——妻子、女朋友、女儿、同事、母亲——准备礼物。但随着消费主义取代了妇女节的女权主义政治立场，妇女节在蔓延的商业狂潮中失去了其独特的性别政治意味，民众开始对节日意义存在争议。

20世纪后期，美国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为媒体将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提供了崭新的方式。主流媒体与广告商、销售商实现共谋，其用消费主义“去政治化”女权主义。公开放弃其原先的女权主义政治立场，以及鼓吹消费主义文化等策略，来最终实现将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的目的，使女权主义失去其在公共领域讨论和争辩妇女问题的理由。

例如：自1913年争取平等的俄罗斯女工庆祝妇女节以来，妇女节在俄罗斯已有百年历史，成为俄罗斯女性的重要节日。据2016年《透视俄罗斯》报道，莫斯科男士将花费约5亿美元为心爱的她选购礼物。不少俄罗斯民众认为，尽管俄罗斯隆重庆祝妇女节，但象征女权主义的妇女节并未帮助女性在经商或从政时享受到与男性平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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